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浬浦中学建校的历史可以追溯至翊志书院时期。翊志书院，清道光6年（公元1826年）建立，光绪间蔡元培、徐锡麟、马寅初等曾来此讲学，光绪三十年（即公元1904年）改名翊忠小学堂。
一九三八年即抗战爆发第二年。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，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很快蹂躏了祖国的半壁河山。当时，南方的一些重要城市相继沦陷，社会动荡不安，人民因战乱而流利失所，不少学校因战乱而停课，或毁于兵燹，许多青年求学无门。
当时，浬浦一带的社会贤达，如周子豪、斯夔卿、蒋磊民、蒋鼎梅、陈赵寅、黄西向、黄泡山、张志雅、朱仲达诸先生，痛感青年失学之苦，商议创立学校以解决青年学生的求学问题。
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日，周子豪等十几位当地士绅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议，根据当局发布的“战时办理私立学校条例”，决定在利普镇创立：“战时利普初中学生补习中学”，并公推了周子豪先生为校长。周子豪先生是一位留日学者，当时颇有声望。九月四日，举行了第二次筹备会议，公推周子豪、斯烈、蒋鼎梅、蒋升贤、蒋磊民、陈赵寅、张志雅等为创办人，联名向教育厅备案，并借用翊忠小学一角，办理招生开学事宜。
翊忠小学，原名翊志书院，创办于光绪二十八（一说光绪三十二），教育界耆宿蔡元培生曾一度在此主持校政，一些著名学者、人士如马寅初（任国文教员）、徐锡麟也曾在此讲过学、任过教。学校初创时期的校金均为翊忠小学所概让。
九月十日，进行了开学典礼，补习中学宣告诞生。这是我市第一所战时创立的补习中学，影响极大。学校于十三日正式开学。当时招收学生两个班，共一百二十余人。
创校伊始，经费短缺，校舍简陋，百事待举，周校长苦心经营，筹措经费。劝募学田，不遗余力。添建了膳厅、教室、浴室若干间。学校开始招收春季班，学生数急剧增加。到第二年学生数已达三百余人，学校初具规模。
一九三九年二月，召开了创办人会议，会议公推教育界知名人士蔡禹泽先生为校务主任，负责学校的日常工作。因学校系“战时补习”性质。还没有自行考试的权力，每学期的期中期末考试均由教育厅派员前监督。
当时学校的中心工作是修建教室，完善设备。五月二十六日，召开了添建校舍会议，邀请地方绅士出席，建立劝募经费委员会，
十二月创立了图书室，并于四0年八月租凭了毕氏宗祠为第一宿舍。
一九四0，日寇的侵略魔爪已伸向诸暨，十月十七日，县城陷落。十八日敌机轰炸浬浦镇，许多房屋被毁，人、畜伤亡惨重，学校除了二名学生轻伤外，房产幸免于难。为了保证师生安全，决定疏散。近地学生回家，远道学生由教师率领，组成学生营，负箱担笈，展转至陈蔡，一个名叫白果树下的小山村里，借了翁氏钢山小学的一部门作教室，继续授课。当时生活之艰苦，教学条件之差劣不言而喻。但广大师生怀对日寇深沉的民族仇恨，吃苦耐劳，依然弦歌不辍，其精神实为可贵。
十一月间，日寇退出县城，形势暂告缓和。学样随即重新开学。
战事频繁，烽火连天，大批青年因此失学，纷纷南逃，求学人数骤增。为了满足莘莘学子的迫切要求。学校遂又购买土地，大兴土木，到次年三月间，一幢新教室已经竣工，但仍不能满足需要，于是又租凭了镇上的余家祠堂为第二宿舍，暂时缓和了校舍紧张的矛盾。
四月五日深夜，一支日军突然奔袭里铺镇，事出意外，全校师生仓皇出奔，避难于山中，其中一部分师生逃至永康县境，组织了学生营，在如此恶劣的境地里，仍坚持教学。日寇竟乘虚大肆破坏，学校损失惨重，俟日兵退去，学校复课已是六月下旬了。
一九四二年四月，宁波、绍兴相继陷落。诸暨形势也急转直下。鉴于去年教训，乃未雨绸缪，趁早做好疏散工作，让学生携带行李暂避山村，粮食寄存在学校附近的村庄里了。
到四月中旬的麦收季节，一支日军果然窜入里铺镇，一名衣官因独自进入民舍滋事，掉队迷路，被愤怒的农民所困，拉响手榴弹自杀。当天，日军重返浬浦镇，迁怒于老白姓，不问青红皂白，逢人便抓，关进校内，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，遇难同胞一百有余。传授知识的圣地竟成了日军残杀无辜的屠场。为了焚尸迹，日军又在校内纵火，校舍大半被焚毁。这就是惨绝人寰的“浬浦惨案”。日本帝国主义又欠下了中国人民一笔血债。
“浬浦惨案”之后，校舍所剩无几，根本无法上课。蔡禹泽先生四处奔走，终于租得陈蔡的陈氏祠堂和蔡氏祠堂作栖身之所,从废墟中找回的教具，也一样搬往。八月间，学校正式复学。
当时的陈蔡并非是世外桃源，日军在诸暨境内侵扰无常，风声鹤唳，人心惶惶，根本没有正常的教学秩序可言。有时要躲到白果树下上课，遇有警报，则连夜桃入深山，几天不能复课。一百多名学生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坚持学业的。
一九四三年周子豪先生因病辞去校长之职，由翁振夫先生代理。
翁校长可谓是受命于危险之际，为了恢复学校元气而不辞艰辛。他劝募学田，充实设备，增加班级。到八月，增设了高中补习班。学生骤增至五百人。翁校长还四处延聘名师，充实师资队伍。当时许多教师都是学有专长之士，如数学教师石雪岑先生，物理教师赵君健先生，都是当时名校通用的数学、物理教科书的编纂者。生物教师潘锡九解放后任杭大生物系副教授。教师中人才济济，究其原因是由于沿海沦陷，诸暨籍大批文化人士纷纷回乡避难，故得以屈就为桑梓服务。
1943年九月，经教育厅批准，学校由补习学校改为正式初级中学，并颁到“诸暨私立暨阳中学”校钤一枚，学样终于有了一个正规的名称。有这种情况下，教务主任蔡禹泽根据部定规程，改革了学校的内部结构，并辞去了校各主任之职。
1944年，翁校长因遇意外，不幸去世。校董会公推蔡禹泽先生为主任委员，临时主持校务。九月聘请郑奠先生为校长。郑校长也是饱学之土。解放后出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。12月，郑校长辞职。校务工作由蔡泽安先生主持。
1945年8月，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。校董会鉴于学校地方偏僻，交通不便。决定把学校迁入城关，并着于筹款于城关北门建造新校，而在浬浦原址设立暨阳中学分部，便于陈璜一带学行就读。
翌年二月，本部、分部校舍均告竣工，按时开学，分中此时仅招收二个初地班，一百来个学生。教职员工十一人。是年夏，随本部迁往城关，就读的陈璜一带的学生，嫌往返不便，要求就近求学，于是依然增设了一个初二班，人数六十名左右。此后，分部还建成大礼堂一座，这座在礼堂可容纳七百多人。这时，翊忠小学校产已经全部拨与分部，自己则在井露庙重闰炉灶。这种顾全大局，慨然相让的精神深深感动分部师生。
1948年，购置了物理、化学仪器一批，但粥少增多，在实验中仍然感不敷应用，办学条件亟待改善。
物换星移，大地重光。一九四九年五月，诸暨解放。
50年上半年，楼亦然同志接替了蔡翰峰的分部主任之职，当时学校已经有七八个班级，十七、八个教师。
1949年至1951年，是学校困难时期，当时学田已经停止向佃户收缴租谷，而国家对私立学校尚未接管。经费来源无着。教师月薪仅一百五十斤稻谷。加之收费高昂，学生人数锐减，最小时仅剩七、八十人。如春三班只剩十几个人，学校奄奄一息，这时楼主任和一部分骨干教师，出于对教育事业的使命感，在困难面前毫不气馁，与全校师生一起苦撑着。
为了度过困难时期，他们采取了两条措施，一是师生分头陈蔡、璜山两区的一些村庄向人心教育的人士募捐，共捐得稻谷两万余斤，木头数百根。二是在棋宝山开荒生产，以满足师生生活的部分需要，减轻经济上的负担。这些措施，为学校带来了生机，缓和了经费短缺的矛盾，使学校的生命得以延续。
解放伊始，乡下的残匪尚未肃清，教学秩序常遭破坏。在一次，音乐教师在教唱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”，带枪的土匪就闯入学校进行恫吓：“你们小心点！”有一次，竟在操场上鸣枪示威。在强暴面前，师生们镇定自若，毫不畏惧。坚持教学活动。其对人民教育事业这忠诚，可见一斑。
解放初期，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，以提高部队的文化素质，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，也急需招收大批青年学生进入军事干部学校深造。我校广大学生热烈响应党的召号。踊跃报名参军。有的家长一时想不通，教师们努力做动员说服工作，协助政府圆满地完成了招兵任务。光在50年，先后就有两批近百名学生志愿入伍。为部队注入了新鲜血液。这期间入伍的同学，经过多年磨练，有的已经成为师级干部，如时任军事也问出版社编辑部主任的蒋宗范，与海军驻葫芦岛某部的何强邦等同志都是。也有不少成为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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